与数百万中国人一样，１５岁的刘萍为了过更好的日子而离开家乡农村。打１０岁起，养父母就强迫她为村长干活，村长强暴了她。他们打算将她嫁给村长的智障儿子，她不得不逃跑。

  她真的逃走了，但却沦为另一种受害者。她被迫在伦敦东部简陋的妓院和肯辛顿及切尔西的高级按摩店接客，那是一段令人心碎的经历。当最终摆脱伦敦的两年折磨时，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，而那时她已有毒瘾，并且因遭强奸而怀孕。

  如今２０岁的她首次说出自己的经历。有报道说，有像她一样的被拐中国儿童未能得到社会服务部门的帮助，她对此十分不安。刘萍讲述着自己的经历，泪水经常打湿她厚厚的眼镜，她３岁的女儿坐在她的膝盖上吃三明治。她揭露了那些从中国拐卖儿童的人贩子的残忍、卖淫的恐怖和悲惨。

  她说：“我１０岁左右辍学，养父母让我给村长干活，他们说我亲生父母给他们的钱已用完，我得干活。我被村长强暴，村长的老婆吸毒成瘾，根本不管村长对我做什么，也许她不敢说。村子里的日子让我觉得彻底没希望。”

  她有一个信任的人，她叫他“吴叔”，正是这个吴叔最终以两万英镑将她卖到伦敦。吴给了刘的养父母一些钱，次日他们就离开了村子。在刘萍的记忆里，接下来的几个月混沌不清，她觉得自己在途中被服了麻醉药。

  她说她是坐在货车车棚里到的伦敦。这意味着她是坐船穿越英吉利海峡的，这与多数被拐中国儿童不同，后者大多是乘飞机到机场的。吴先生把她留在范先生开的中国外卖店里。她的工作似乎很简单：打扫卫生和给食物打包，就像保姆所做的工作。

  “范太太去香港后的某个夜晚，范先生来到我的房间，那个门是不上锁的，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要在这里做什么。我说‘不是当保姆吗’？他说，‘不，我付给你叔叔两万英镑。所以你得为我们干活挣钱。’”她说，“我不知道２万英镑是多少，我问他做什么。接着他强奸了我。他说会教我如何取悦客人，然后把我送到妓院去，他先是把我送到有中国客人的妓院。蛇头教我服用可卡因，说这样我会快活。用了可卡因后，我的确感到非常快活。”

  “我不吃不喝。他们不让我吃东西，说客人喜欢苗条的。他们说我不能拒绝任何客人。如果我拒绝或者有客人抱怨，他们会打我。后来他们把我送到肯辛顿，再后来又把我送到切尔西，在这两个地方，我的客人都是上等人。”她郁郁寡欢，试图服用安眠药自杀。

  刘萍逐渐了解到“蛇头”的一些情况。她说：“范先生告诉我，他属于一个很大的黑帮，与阿尔巴尼亚人、黑人和越南黑帮关系很好。如果我逃跑，不论到哪里，他们都能找到，因为在英国他们耳目众多。我问他，我已经干活这么长时间了，什么时候可以还清那笔钱，获得自由。他说不会让我走的，说我是他手中的风筝。如果他想让我飞高一些，他会放开线；如果他想让我近一点，他会把绳子往回收。”这更令她绝望。她说：“我虽然逃离了村长的魔掌，却在这里落入了范先生的手中。”

  一天夜里她躲到一家旅馆，结果被人强奸，她觉得自己就是在那时怀的孕。刘萍决心逃跑。她找到了去圣·托马斯医院的路，认出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急救红色标志。她在医院待了一个月之后，得到了慈善机构——难民委员会的帮助，移民局同意她继续留英５年。她被安排单独住在一个公寓房里，离唐人街不远。由于没什么保护，她时刻提心吊胆，担心被重新抓回去。她说：“我很少外出，屋子上３把锁。我不跟邻居说话，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们。”

  刘萍知道自己的经历不是个例，她关心近年来许多失踪的中国孩子，她怀疑这些孩子现在正被人贩子利用来赚钱。她说：“我很担心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蛇头骗他们说外面的世界多好，我很担心，因为蛇头也是这样跟我说的。”